唐伯余
一晃，妻子离世已一个多月，她最后日子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实在太不可思议，我觉得应该记点什么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去年11月中旬，我发现她变得有点挑食，不太正常，建议她去消化内科看看。医院检查的结果犹如晴天霹雳：胃癌晚期、骨转移、淋巴转移……医生说,眼下肯定无法手术切除,要么尽快到杭州上海大医院去试试运气。
我儿子在上海工作,经多方打听，联系上了瑞金医院肿瘤科一个治疗胃癌很有名的专家。专家说，先化疗，这里的病人80％预后在一年以上。
谨遵医嘱，妻子从11月25日开始基本每三周去上海化疗一次。今年3月初，在完成4次化疗后的复查结果出来时，瑞金专家说好多了，再继续化疗4次就转入常规治疗。
专家说的好多了，应该指肿瘤变小了。那段时间，除了每次化疗后的最初几天，妻子的体力和精神确实不错。
她在兰溪工作。4月9日，兰溪举办马拉松比赛，他们单位有一个方队，她自告奋勇报名，跟着方队跑了一段路。过了几天，她又驾车陪父母到游埠古镇——吃小吃、逛老街、买农具，走走看看，不知不觉玩了两个多小时。
“五一”假期里，儿子带女友回金华，她陪儿子等人到兰溪古商城和永昌老家等地玩了一整天。回金华时，嫌儿子开车慢，她接过方向盘一路疾驶，到家时居然比导航的预计时间还少几分钟。
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5月5日，我想瑞金的专家也没预料到病情这么快就急转直下。
血小板骤跌
5月12日是原定的第8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化疗的日期。
按常规，化疗前一周要查血常规等指标。5月5日，妻子去金华中心医院验血，结果出乎所料——其他指标都还好，但血小板计数跌到47，而上一次化疗后的数字接近80。
正常的血小板计数应该在125至350之间，80是化疗的门槛，47显然不行。于是妻子当即开始打一种提升血小板的针，五六百元一针，每天一针，连打6天。
说来也怪，自打针后，她开始腰背部肌肉酸痛，牙龈也时不时地渗血，严重时甚至一夜渗血到天亮，睡也睡不好。后来妻子痛得影响晚上休息，我去找医生开了止痛片。开始很灵，但两三天后就几乎不起作用了。对于牙龈渗血，肿瘤科医生表示无法处理，建议看牙科。去口腔医院看，牙科医生说，正常人也会牙龈渗血，血小板减少的话更不用说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可以处理。
打了5针后，5月10日再去金华中心医院复查，计划着第二天动身去上海，第三天化疗。很遗憾，血小板没上升，反而进一步下降到29。
无解的死结
血小板上不来，疼痛和牙龈渗血的问题也没好转，这时又出现新情况——妻子开始感到有点胸闷。
之前验血时，有一项叫做肌酸激酶同工酶的指标突然飙高。当时医生曾说，只要没有出现胸闷等症状，可以不用在意这项指标过高。
我不免紧张，去向肿瘤科医生反映。医生建议去看急诊，届时急诊会邀请血液科会诊。会诊后，血液科医生建议住院治疗。
次日上午，我一个人去血液科办理住院手续，结果血液科领导建议我们到原先化疗的上海瑞金医院去治疗。瑞金医院血液科是全国名列前茅的，或许有办法。
经反复考虑，担忧路途中的不确定性等问题，我们觉得目前去上海治疗不现实。一番周折后，终于在第二天住进了金华中心医院血液科病房。
医生说，要提升血小板只有继续打特比澳。打了两天后再查，血小板计数是28。
医生告诉我，这算不错了，至少已经遏制住了快速下跌。于是继续打。到了5月19日早上，血小板计数上升到了38。医生说，这个针不允许再打了，血液科的治疗到此为止。要继续提升血小板，只有先治本——去肿瘤科继续化疗，只有癌细胞遏制住，血小板才能上来。
血小板计数38，化疗显然不可能。这就成了死结——提升血小板需要先化疗，而化疗的前提是血小板计数不低于80。
这才是致命威胁
面对无解的死结，我不免忧心如焚。
然而，新的、更严峻的威胁又降临了。
入院后，妻子的胸闷症状开始逐渐加重。经胸部CT检查，结论是肺炎、支气管炎。于是医生开始用抗生素消炎。
我暗自思忖，这种炎症么，用上抗生素很快就能见效。却不料，她的胸闷症状并未缓解，相反还在加重。随之，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，医生建议吸氧。
她开始还有点排斥：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在医生的坚持下，她没再拒绝。吸氧的同时，医生还给她配了心电监护仪，对心率、血氧饱和度和呼吸进行24小时监测。
这监护仪，对各项指标预先设定警告数值，偏离正常数值就会自动报警。从此，我们一天24小时与嘟嘟嘟的报警声相伴。
5月中旬，刚好各地出现新冠二次感染潮。会不会是新冠？核酸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，不是！
不是新冠为什么抗生素不起作用？
血液科做了进一步的一系列检查，并邀请呼吸科和心血管科会诊，最后大家的意见是，得用一种俗称“命得生”的激素。这种情况下用激素可能会产生严重副作用，医生要我签字。
我没有犹豫，当即签了。医生还让我一并签了病危通知。
奇迹并未出现，妻子的肺部感染在继续恶化。
随着病情的加重，她已须臾不能离开氧气——平时戴面罩吸氧，喝茶、吃药时换成鼻插管吸氧。人稍微一动，呼吸就急促。呼吸一急促，心电监护仪各项数据就严重偏离正常值，并引得报警声大作。好多次，半夜里护士急急赶来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我急忙解释，没什么，她就是翻了个身。
医生跟我说，能用的药都用了，没办法了，接下去只能气管插管。
为什么普通的肺炎也治不好？医生解释说，主要是经过长期化疗后，病人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。
让儿子来看最后一眼，她表示反对
除了假期，妻子一直不愿让儿子专门回家看望她。到5月19日晚上，我感觉情况不妙，私下给儿子发微信，让他回金华一趟。当时儿子正在武汉回上海的高铁上，马上订购回金华的火车票。
我把消息告诉妻子，她一听说儿子和女友要回来看她，一口拒绝：“回来又帮不上忙，来来回回的很辛苦，视频通话一下就可以了！”
她当即拿起手机和儿子视频通话，要儿子别回来。我看不过：“儿子从住的地方到火车站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，再回去没道理。再说，回头要一个多小时，到金华也就两个小时，不如回金华一趟。”
见我说得有理，她没再坚持。
9点半，儿子马上要到了。因为血液科病房在急诊大楼楼上而不在大家熟知的住院部大楼，没来过的人很难找。我提出下楼去接一下，几分钟就回来。
妻子没让我走，要我用手不停地抚摸她的胸口。她说，这样胸口会稍微好受一些。
9点半多一点，儿子和女友到了。这时妻子说话已经很困难。她让我拿来纸笔，我用手托着纸，她歪歪扭扭地写，写几个字就停下喘口气，并看一眼监护仪的数据。
她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：早点走算了！
监护仪里的血氧指数与病人的呼吸情况密切相关。虽然紧紧戴着氧气面罩，妻子监护仪里的血氧指数仅在80上下波动。医生说，这样的数值坚持不了多久，呼吸困难只会不断加重，必须把她送进ICU（重症监护室）。
ICU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医生说，ICU有的药血液科也都有，ICU也没法解决病人的肺部感染问题，进了ICU，就别指望她再出来了。不过，他们会尽一切手段维持病人的生命。
在生命弥留之际不愿进入ICU是妻子先前就曾告诉我的想法。
在我们面前，她在纸上断断续续地写：“早点走算了……进ICU的话会成为"植物人’……没意义……还会害家里人。”
医生催问：“去不去ICU的？不去的话家属就来签字。”我解释，是病人本人不想进去。
医生无奈地说，ICU会给病人麻醉、镇静、气管插管，麻醉后病人不会有意识和知觉，插管也可以暂时缓解呼吸的问题。如果不进ICU，就不能麻醉、镇静，病人将无法避免呼吸衰竭。
“是气上不来、活活憋死吗？”医生点头。
妻子眼下胸口不适、费劲呼吸的模样已经使我心痛，她之后可能遭受医生所说的呼吸逐渐衰竭的痛苦更令我心碎。我开始做妻子的工作，提议还是进ICU：“你现在都呼吸急促得这么难受了，接下去会越来越难受。你自己受得了，我们家属在边上看看都受不了。”
也许被我这句话打动了，她不再拒绝。
永别时，我握紧她的手，
她轻抚了一下我的脸
插管前要先麻醉。我们明白，这其实是永别了。我、儿子和女友都默默地握紧了她的手。病房里静悄悄的，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。过了一会，她突然抬起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。我强忍眼泪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。
之后，我们与医护人员一起把妻子护送到ICU。在ICU，我告诉医生，该不该全力抢救我说不来，反正一句话，怎么样能尽量减少病人痛苦怎么样来！
医生当然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们不需要那种无谓的全力抢救，那只会徒添病人痛苦。
还有一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文件，是关于同意医院对病人采取约束措施的知情同意书。
对此我大感困惑：“不是一直麻醉的吗？为什么还要采取约束措施？”医生解释，不能让病人一直处于完全昏迷状态。因为插了管，病人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手去拔管，所以到晚上时，需要把病人的手脚用约束绳绑在病床上。
天呐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居然还要遭受这份罪。我不禁心如刀绞并暗自后悔：“早知如此，就不把她送入ICU了。”
办完所有手续，已经将近下午2点。医生说每天下午两点半到3点属于家属探望时间。
根据医生的要求，我们去买了些病人要用的物品，送进ICU。又到街上草草地吃了点饭，赶上妻子进ICU后的第一次探望。还好，她睡得很安静，看不出痛苦的样子。我心中稍微好受了点。
离开ICU，我们回到血液科病房收拾东西，打的回家。
就在快到家的时候，我接到ICU医生用手机打来的电话，让我们赶紧回去，说是病人可能时间不多了，我答复马上回医院。
过了几分钟，医生又打来第二个电话：“你们赶快来！病人随时可能会走。”
我们马上开车往医院赶。到ICU大楼底下后，我让儿子和他女友先上楼，我一个人去停车。
当我停好车赶到ICU病房，儿子告诉我，他们赶到之前妻子已经走了。
医生给我们出具死亡记录。死亡原因一栏写着：“呼吸衰竭、脓毒性休克……”死亡时间：5月20日下午4点27分。
医生知道我最关心什么。“她走时还在麻醉中。”医生说。
听罢，我吁了一口气，感到一丝慰藉。